大江东头蓬盐场，是 “钱塘江板盐”的代表之一，经历了辉煌鼎盛的时期，在19世纪50年代曾是萧山盐场中的主要产盐基地。盐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必需品，因此，制盐，食盐与人类生存休戚相关。据历史记载，钱塘江江盐制作可以上溯至春秋战国时期，之后一直延续下来，由此可见，盐场深厚的历史底蕴。
站在头蓬的南沙大堤上远眺，已找不到任何以前盐场的印记，出现在眼前的只是一片葱葱绿绿的农作物和一排排鳞次栉比的房屋，关于盐场的一切，现在只能在老一辈人的描述中才能遐想当时的盛况，然而惋惜的是如今那些能向我们叙说的老人也已所剩无几。这次能有幸采访到当时历经晒盐的老干部，我们也是万分欣喜。
老人姓柏，我们暂且称他为柏书记。柏书记今年已经91岁高龄，却还言辞清晰，身体也还算健朗。柏书记说，自打他记事起头蓬盐场就已经存在了，他也说不清盐场建立的时期，只知道当时周围每户人家都是靠着做盐民维持生计。柏书记也从十多岁时就在盐场里帮忙，当时的盐场很大，简直能用广阔无垠来形容，相当于有现在六个村这么大，而每户人家差不多有七、八十块盐板，规模有十亩左右。
作为钱塘江畔的制盐业，主要利用钱塘江边的滩涂白地，在涨潮时吸储含盐分的江水，进行晒制而产生盐，称为钱塘江畔千年传承的民间技艺。当我们问及盐的制作过程时，柏书记的话匣子就打开了，几十年的晒盐经历，制盐流程早已铭刻于心，即使历经沧桑，这份记忆却历久弥新。柏书记介绍，首先是刮盐泥，由于江滩地势较高，一般只有每月的几次大潮才能淹没，一块盐田，需反复被潮水淹没，反复受阳光暴晒，表面有了白花花的“盐锋头”时，再用特质的工具——拖刀刮起一定厚度的盐泥，平铺于白地上暴晒一天后，用形如铁耙的耙幅耙拢成田塍状的泥丘，然后把盐泥挑到地势高些的坨头上，堆在一处，拍实，打成三米高的圆台状咸泥蓬，备用。而这挑盐泥正是最累人的，一次要挑几百斤，不断反复，每天腰酸背痛成了最正常不过的事。之后就是淋卤，将咸泥倒进漏圈，倒一层，压一层，一层一层压紧，然后加水，四五担水倒下去，水往下渗，溶化了盐泥里的盐分，毛竹管就开始有卤水沥出来，滴入卤池，开始很慢，后来越来越快。刚开始时，沥出的卤水盐分高，很咸，然后慢慢变淡，就不再加水。而漏圈中的盐泥则会再挑回白地，接受潮水的洗礼。最后则是板晒环节，用特质的盐板，多用杉木制成，大小比一扇门略宽一点。在盐板上加满从卤池挑运来的卤水，在太阳暴晒过程中不时用盐耙来回搅动，不使卤水结皮成块，促使卤水变成颗粒状盐晶。待四、五小时后，卤水晒成了盐，然后用盐耙耙拢，用大铣铲盐入箩，挑入小盐仓沥干，暂储数日后便可以投售盐管所。
柏书记坦言，盐也分等级，大致四个等级，一等盐白而细，最劣等的盐则黄而糙。由于国家明令禁止售卖私盐，所以当时所有等级的盐都是上缴给国家，盐民和国家的收入差不多三七分，盐民拿三成，国家拿七成。所以像夏天这种烈日，一块盐板一天能收十几斤盐，数十块盐板，能收几百斤盐，但收入其实并不多。当时头蓬盐场属于居民盐场，所以盐民都拥有居民户口，比较好的就是他们每天的伙食都不错。“记得当时为庆祝盐产量高，组织请了戏班子来表演，他们吃了我们这的伙食都不肯走了。”柏书记笑着说。
盐场的兴盛时间并不长久。柏书记回忆道，上世纪60年代初，也是自己在盐场当书记期间，头蓬盐场大规模塌江，头蓬老街大部分塌入钱塘江，盐场范围逐步缩小，产量也持续降低盐民陆续向红山附近的钱塘江滩涂转移。1963年设立萧山头蓬盐场红山分场。很多盐民举家搬迁，柏书记一家和其余一些盐民留恋故地，不愿随迁，原先头蓬盐场十三个排的盐民最后只剩一个排左右，也就是四五百的盐民，一直留守在头蓬盐场旧址，继续晒盐，直到1969年，萧山大范围开展围垦，土地咸度降低，潮水不再进来，导致咸源断绝，盐民们方转而务农。
柏书记当然也和普通盐民一样，开始务农生活，如今三四十年过去了，想起那段当盐民的日子，柏书记还直言太苦。制盐功在晴霁，若淫雨连旬则谓之“盐荒”。冬季太阳弱、光照短，属于淡季。而夏季，烈阳当下，则是旺季。这时不仅头顶烈日，还要承受汗水、卤汁整日浸泡身体的痛楚，常被晒得皮肤黝黑。当时他们住的都是草舍，要是恰逢雨季，淋了房子湿了身是小事，经常把几天的辛苦泡了汤。不光如此，钱塘江江涂滩涨无常，每遇“滩江”，就变得流离失所，必须另寻地方居住和晒盐，就如江边的“潮头鸟”，四处迁徙，居无定所。
三四十年的光阴，足以物是人非，现如今，场景不再，连那些陪伴盐民的工具也已消失，在柏书记这些盐民的脸上当时镌刻的阳光，也已消散。当这一片土地最后一个盐民老去的时候，不会再有人讲述盐民的辛苦，不会再有人去回忆旧时的时光，到那时，过去是如此遥不可及。
